原標題：從人痘接種到基因工程，中國疫苗發展剪影
▲蘭萬裡在接受註射 圖據新華社
在艱苦的抗戰期間，湯飛凡憑借自己所學，生產瞭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斑疹傷寒疫苗、牛痘疫苗，挽救瞭無數遭受病毒感染的戰士和平民，湯飛凡也成瞭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詞。他不僅研發制造第一批中國的狂犬疫苗、牛痘苗、青黴素，更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中百折不撓地研究沙眼病的病原體，並用自己的眼睛做實驗，論證瞭沙眼衣原體才是困擾瞭人類數千年的致盲癥的罪魁禍首。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圖據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官網
除瞭天花，還有小兒麻痹、結核病、白喉、百日咳，這些都是危害大、發病多、死亡率高的傳染病。同時，還有霍亂、鼠疫、傷寒、乙腦、森林腦炎等……可以想象，在沒有疫苗預防的古代，這些疾病留下瞭多少驚人的死亡數字。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曾被稱為“威脅兒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殺手”。脊髓灰質炎病毒傳染性很強，且人類是唯一的自然宿主，易致人終生殘疾，甚至危及生命。由於無藥可醫，脊髓灰質炎隻能通過接種疫苗來預防。
當時國傢剛建立不久，經濟水平落後，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顧方舟大膽建議，針對脊灰，就用減毒活疫苗。這個決定，對中國小兒麻痹研究的方向，包括後面的研制等等，起到瞭關鍵作用。
在我國疫苗事業背後，另一位傑出科學傢是顧方舟。
同時，我國新型疫苗的研發也取得瞭長足的進步。
日本也曾向中國援助疫苗，為我國的公共免疫事業做出過貢獻。
第一支乙肝疫苗誕生
陶其敏意識到，中國是人類阻擊乙肝的主戰場。而後，經過不斷的努力和嘗試，1975年7月1日，陶其敏團隊研制出我國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
無聲處的疫苗之王
▲乙肝疫苗研究團隊（右三陶其敏） 圖片來源見水印
1917年綏遠（現內蒙古自治區一部分）發生鼠疫，因該疫區緊貼河北省張傢口地區，對北京威脅很大，1919年中央防疫處（即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就在北京天壇成立瞭。這是我國第一所生物制品研究、生產單位，也是我國最早的疾病控制和衛生防疫機構。
▲中央防疫處技術人員合影留念 圖據瀟湘晨報
1959年12月，經衛生部批準，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協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顧方舟擔任組長，進行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究工作。在經歷動物實驗，進入臨床實驗後，需觀察疫苗對人體是否安全，當時顧方舟幾乎毫不猶豫地和同事決定，自己先試用疫苗。隨後，為瞭證明疫苗對小孩是安全的，顧方舟還瞞著妻子，給自己5歲的兒子服用瞭研發出來的脊灰活疫苗。
在疫苗事業背後，有很多科學傢投入瞭畢生的心血，他們才是於無聲處響驚雷，為我國疫苗的研制與種類的拓展，兢兢業業付出，令人敬佩，如湯飛凡、顧方舟等。
普通人也沒必要去瞭解每個時期疫苗特色是啥，我們梳理這段歷史，主要是想說，我國疫苗的發展，其實並不容易。每一個階段，研發的科學傢們都花費瞭無數心血與代價。往事隨風，但那些人、那些事，我們應該知曉和銘記。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在衛生免疫預防方面取得一定的進步，但當時的實際情況，也並非一帆風順，它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在當時的公共衛生免疫系統這一塊裡，疫苗效能、疫苗保存運輸、疫苗安全、免疫監控等現狀，都仍有很大改進空間。
湯飛凡被稱為“東方巴斯德”，他研制瞭中國自己的青黴素，他推行的乙醚殺菌法讓中國比世界提前16年消滅天花，他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是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中國人。
1972年，時任北京醫學院副院長的漢斯·米勒教授考察瞭日本剛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檢測和診斷技術，並帶回來幾個乙肝病毒檢測試劑盒，供北京醫學院幾個附屬醫院做研究用。陶其敏作為人民醫院的檢驗科主任欣然接受瞭研究任務。
自1919年起，中國疫苗的研發給中國社會做出瞭巨大的貢獻。
艱難時期的他國援助
▲報道截圖
據2001年3月2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會議於2000年宣佈該區為無脊髓灰質炎地區，但是在全球消滅脊灰目標未實現之前，脊灰野病毒仍是西太平洋地區各國面臨的新挑戰，中國也仍存在一些常規免疫薄弱地區，脊髓灰質炎病毒輸入的危險隨時存在。為瞭幫助中國強化脊髓灰質炎免疫活動，日本政府10年來先後通過日本協力事業團進行派遣專傢、接受進修生、提供器材等合作，向中國提供瞭22億日元的援助。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表示，日本國政府10年來從技術上、物質上對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工作的支持，為加快中國實現消滅脊灰目標發揮瞭重要作用。
檢驗疫苗是否有效的第一步是進行敏感性和安全性試驗，通常先要進行動物試驗。但當時，動物試驗的條件並不具備。制出的疫苗被鎖進瞭冰箱，陶其敏望著凝聚著研究組幾個月心血、克服瞭重重困難研制出來的疫苗，默默思忖，疫苗做不瞭安全試驗，不能使用，怎麼辦？
疫苗是自己親手做的，於是她做出瞭勇敢的決定：在原木餐桌客製化｜原木餐桌客製化推薦自己身上試驗！
經過一段時間，課題組研究結果證明，滅活疫苗是相對容易研制，但關鍵要解決的是疫苗效果的評價問題。秦所長和實驗人員很著急，你說自己研制的疫苗好，那怎麼鑒定？哪個動物能夠被感染，適合接種疫苗？他們當時在大鼠、小鼠、兔子身上實驗感染SARS病毒，結果這些動物根本就不被感染。後來秦所長提出，用中國的恒河猴接種SARS病毒進行試驗。萬幸，恒河猴被感染瞭。
如天花，宋真宗時，有峨眉山人曾為丞相王旦的兒子種痘，即從感染天花後的恢復期病人或癥狀比較輕的病人身上挑取天花膿皰及痂皮，待其幹燥，然後將痘痂研磨成粉末給健康人鼻內接種，以預防天花。但這種人痘接種法的效果和安全性很不穩定。
我國於1958年首次從麻疹病人分離到病原體，即開始麻疹疫苗的研制，我國集中力量研究減毒疫苗，於1965年研制成功，隻比美國批準上市的麻疹減毒活疫苗晚兩年；乙型腦炎減毒活疫苗研制成功，1990年通過新藥審評，經人體試驗和大面積流行病學效果觀察，證明該疫苗減毒株遺傳性穩定，免疫效果好；甲型肝炎減毒活疫苗研制成功，1992年批準投產……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人們隻認識甲肝。甲肝雖然傳染性高，來勢兇猛，但均為急性過程，愈後良好。對於乙型肝炎，人們知之甚少。乙肝病毒感染的識別指標是“澳抗”陽性。“澳抗”的全稱為“澳大利亞抗原”。 1963年，美國科學傢佈蘭博格在一個澳大利亞土著人的血清中首次發現瞭它，佈蘭博格也因此獲得瞭諾貝爾獎。1972年，澳抗正式被命名為“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示意圖 圖據昆明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據說，在老一輩研究人員中，這個現象普遍存在，就是研制出的第一支疫苗先給自己打。2016年我國研發上市的ev71手足口病滅活疫苗，首針試驗依然是打在研發疫苗的現任生物學研究所所長李琦涵身上的。李琦涵不以為然地說過這樣一句話：“搞疫苗的人，誰沒接種過？”
1959年3月，衛生部決定派顧方舟等人到蘇聯考察脊灰疫苗的生產工藝。當時，美國和蘇聯均研制出瞭脊髓灰質炎疫苗，疫苗分為滅活疫苗和減毒活疫苗兩種。但滅活疫苗成本高，在中國面臨無力生產的困局，而減毒活疫苗的成本隻是滅活疫苗的千分之一。
據2004年出版的《疫苗學》一書介紹，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這些生物制品骨幹企業生產各種細菌類疫苗、病毒類疫苗、毒素、類毒素、抗毒素、免疫學清、血液制品和體內及體外診斷試劑達140多種，其中各種疫苗、免疫學清等預防制品年生產量近10億人份。
▲顧方舟
進入20世紀80年代，我國生物制品產業進入瞭高速發展時期，在中央“改革開放”政策的引導下，國傢大力倡導發展生物技術，地方政府鼎力支持，社會各界積極投入，生物制品、生物技術產業得到飛速發展。生物制品生產企業突破瞭原先隻有衛生部直屬6大生研所的固有模式，在全國各地新建起200多傢生物制品、生物技術廠傢或公司，其中有中外合資、外資控股的，還有股份制和民營企業。所生產的品種、劑型和規格均大大增加。
從人痘接種到基因工程 中國疫苗發展剪影(圖)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機構調整，分別在當時全國6大行政區中的6個中心城市建立瞭北京、上海、武漢、長春、蘭州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直屬衛生部領導，此外，還建立瞭一個主要研究、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昆明醫學生物研究所，這些生物制品研究所既是生物制品生產單位，又是制品研發機構，還承擔指導該地區計劃免疫的技術指導職責。
早期的機構設立與部署
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中國衛生部合作，加快為六歲以下的兒童全面接種疫苗的工作進度。很多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而當時中國的偏遠地區普遍缺乏冷藏設備。因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幫助衛生部建立瞭一個疫苗冷藏和運輸體系，即“冷鏈系統”。
1973年陶其敏赴日本學習一整套最新的血凝法檢測。回國後，陶其敏帶領全國幾個地區專傢共同研究並進行瞭鑒定。
當時，國內沒有進口的葡聚糖，他們就用國產的同類產品代替，按常規層析出的產品達不到要求的標準，他們就選擇瞭多種標號的分子篩，用不同速度層析。
經過4個月的苦戰，經受多次失敗，他們終於摸索出一套用國產分子篩層析表面抗原的規程，提純出合格的表面抗原。自行研制的中國第一套乙肝檢測試劑盒終於誕生瞭。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選址位於成都琉璃場包江橋，於60年前的當時來說，是一個極偏僻的所在。
根據當時推廣使用的乙肝診斷試劑在人群中的抽樣檢測，估算出中國澳抗陽性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0%左右，這個數字與全國當時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吻合，占到全球澳抗陽性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以其中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成立為例，1956年，衛生部經國務院批準，決定調整全國各生物制品機構，將大連生物制品研究所、昆明生物制品研究所、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部分並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至1957年，各所搬遷工作先後完成。實木桌板宜蘭｜實木桌板工廠宜蘭各項制品於1958年陸續投入試生產並正式生產。
而當時的研究人才也並非全是成都人。據公開資料，總計各所職工搬遷來成都的有：大連所321人，昆明所87人，上海所22人，卡介苗所12人，連同籌備處102人，全所職工人數為544人。他們為瞭新中國的公共衛生和免疫事業，帶著傢人，背井離鄉，來到成都，在這片荒涼之地，白手起傢開展研究、生產，一幹就是幾十年……
據公開資料，1955年江蘇南通發生瞭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脊髓灰質炎大流行，發現患者1680例，病死率達到27.75%。之後，上海、濟南、青島等地相繼有案例產生。
▲1975年8月29日，陶其敏第一個註射瞭中國第一支乙肝疫苗 圖片來源見水印
此後兩個月內，她每周抽血五毫升進行檢測，第三義原木桌板批發｜三義原木桌板批發推薦三個月轉入定期檢查，始終沒有發現異常。這時，體內的抗體也產生瞭。
中國讓世界看到戰勝SARS的希望
2002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英文SARS，俗稱傳染性非典型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在中國廣東順德首發，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這是一次全球性傳染病疫潮。
2003年春天，“非典”最嚴重的時刻，科技部緊急啟動防治非典科技行動。我國著名實驗動物病理學專傢秦川教授被任命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動物研究所副所長，承擔瞭科技部建立“SARS動物模型”及“疫苗研制”的SARS科研攻關項目，組建瞭“SARS課題組”。
曾入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深造的湯飛凡回傢後，在上海，開始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等病毒的研究。淞滬會戰後，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湯飛凡攜妻兒返回長沙避難，此時，原設立於北平的中央防疫處搬遷到長沙重組，湯飛凡加入其中。
有一次，凌晨3點，秦川教授從實驗室走出來，她已連續工作瞭9個小時，面色蒼白，極度疲憊。而課題組的其他科研人員也一直以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有一回，一個女同志剛一出實驗室的門，就暈倒在地上。還有一位科研人員實在無法忍受工作的巨大壓力，出現瞭心理應激反應，蹲在地上痛哭，哭完瞭，又繼續工作……
終於，2004年5月22日，4名志願者接種瞭世界上第一支SARS活體滅活疫苗。該疫苗由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動物研究所研制測評，隨後又有36名志願者開始瞭免疫的實驗過程。12月5日SARS滅活疫苗I期研究揭曉，接種疫苗的受試者全部產生抗體——中國讓世界看到瞭戰勝SARS的希望。
“沒想到我會成為接種非典疫苗第一人，我感到非常幸運。”23歲的北京化工大學研究生蘭萬裡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當年，蘭萬裡第二個走進註射室，卻成為我國接種非典疫苗的第一人——第一名受試者註射的是安慰劑。蘭萬裡說，5月22日打完第一針後，他留在醫院觀察瞭兩個小時，沒有什麼異常反應，就回瞭學校。此後3天，他每天都要不定時地量體溫，填寫回執卡，並交回醫院。經過大約一周後，再到醫院抽血化驗、檢查。在第二十八天，再打第二針。
在中國歷史上，天花、麻疹、白喉、猩紅熱、鼠疫、霍亂、傷寒、痢疾等病毒都曾肆虐一時，奪人生命。但也不是全無辦法，古人在與疾病鬥爭的過程中，還是有許多智慧活動的痕跡。
回到學校，蘭萬裡的生活、學習和往常一樣，沒有什麼變化。“如果不是過幾天要再做一次檢查，我都快把這事給忘瞭。”
在“非典”期間，蘭萬裡不慎感冒而被校醫站隔離。大約有五六天時間，他每天隻能呆在小屋裡，感到特別孤獨和無聊。他說，正是在那個時候，他產生瞭要為抗擊非典做點事的想法。後來，蘭萬裡在和別人的一次談話中偶然地瞭解到“非典”疫苗項目正在招聘志願者，立刻趕去報瞭名。
沒有疫苗，世界會怎麼樣？
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先後建立瞭長春衛生技術廠、遼吉軍區衛生技術廠、大連衛生研究所和華北軍區防疫處等生物制品機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裡，堅持生產著有關疫苗、類黴素、抗毒素和免疫血清等生物制品。
過去30年裡，我國根除瞭天花，減少瞭3億麻疹、脊灰、白喉、百日咳、乙腦、流腦、甲肝、破傷風、結核病例，以及400萬死亡病例。過去20年來，我國兒童乙肝感染人數減少3000萬，5歲以下兒童乙肝表面攜帶率降至不到1%。近10年來，我國疫苗研發及生產單位致力於重大疫情防控制品的研究、生產與裝備技術升級，為國傢新發突發重大疾病的防控提供並儲備瞭SARS、甲流疫苗，研制瞭禽流感疫苗、手足口病疫苗、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在抗擊“非典”、應對“甲流”、麻疹強化、防控脊灰等國傢重大傳染病、流行病應急防控中發揮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敢想象，若沒有疫苗，我們的世界會是個什麼樣。
在這裡，我們必須向文中提到的、以及沒提到的所有疫苗醫學工作者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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